新京报│吕宗恕

2009-9-4 12:17:36 阅读(12) 评论(0)

■核心提示

8月31清晨，3名男子“临阵脱逃”，逃出了卖肾者集中的地方。他们被中介以“介绍出国务工”为名，骗至青岛，后遭洗脑等待卖肾。9月2日夜，青岛警方控制了等待卖肾者13人。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破中。

1∶100，这是我国器官移植“供体”与“受体”的比例。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日前受访时表示，目前只有约1%的人能实现移植的愿望。

供体少，患者多。巨大的需求市场催生卖肾“黑市”，并形成了一个由供体、中介、患者等密切参与的利益链条。

□新京报记者吕宗恕青岛报道

很多天后，回忆起当初要“出国务工”的激动，黑子依然记得很清晰。

黑子本以为那次能出国，能赚大钱的。

黑子的家在中原地区。他把小女儿放在农村让父母带，自己在外务工。

他一直梦想能尽快赚到一笔钱，然后回家开个小店。但始终没有快速赚钱的机会。

没到青岛之前，他在上海、南京等地，从事废旧电器拆解和搬运工作。

受经济危机影响，黑子的收入仅能糊口。

今年六七月间的一天，一个叫“心诚”的网友,在QQ上加了他。

“心诚”说：“你想不想少奋斗几年？如果想，就到青岛来，这边有人能介绍到南非打工，一年收入十多万。”

十多万，黑子从未想过一年能赚这么多钱。

他进一步打听，被告知，只要未满30岁，O型或A型血，身高168厘米以上，体重不超58公斤的健康男性均可。

“不用缴任何费用。如果到青岛了解后不满意，可以直接回家，车费还是青岛这边出。”“心诚”说。

7月25日下午5时，黑子从南京搭上了开往青岛的火车。

他无从获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以出国务工之名

三人先后被招至此地，他们都经同一个中间人，都是以出国务工的名义

7月26日下午2点，黑子到达青岛。

经中间人王亚才(音)电话指路，黑子到了四方区重庆路第二小学对面的一栋楼下。一个叫老谢的男子,带着黑子上了807室。

这是一栋8层的临街楼。房子很旧，没窗帘。从楼下仰望，能看到一张高低铁床紧挨着窗户。

楼下守门的阿姨说，很少看到顶楼的人下来，不知他们做什么的。

被带进807室后，老汪详细登记了黑子的身份证。

黑子后来发现，凡是被带来807室的，都被登记了住址等情况。

黑子到的第二天，阿凡也踏上了自济南开往青岛的客车。

又过4天后，也就是8月1日，青岛本地人小山，也被王亚才带进了807室。

阿凡是三个月前上网搜到一个免费介绍出国务工的帖子，他和中间人“心诚”联系了。此前，他开小餐馆亏了本，想赚笔钱再谋新路。

小山还是单身青年，他初中没读完就开始外出打工。他的中间人也是“心诚”。

小山的打算是，出国干三年，赚个二三十万再回来，做事就容易多了。

从记者后来调查的情况看，在青岛重庆南路这栋旧楼里，以免费介绍出国务工名义被招来的年轻人，远不止黑子、阿凡和小山。

洗脑与控制

一个肾4万元，黑子觉得是天文数字，如果不危害健康，他想卖一个

住进807室后，一个叫老汪的男人跟黑子说，去南非是万里之外，一旦出去，至少三年内不会回来，而且语言不通，也有风险。然后又说，有同样赚钱的路径，而且赚得更快，便是卖肾。

“老汪说，正常人卖掉一个肾对身体并没有害，所以我们就相信了。”黑子说。

“一个肾卖4万。”初中学历的黑子，听老汪说，卖肾不可怕，不影响身体，有些人卖肾后性功能可能会更好。

“卖一个肾，少奋斗几年。”———阿凡、小山到后，也都听到了这样的话。

小山说，因读书少，他和其他先后到807室的年轻人一样，很快就相信了老汪的说法。

在黑子眼中，老汪是个能说会道的瘦高个，35岁左右，山东口音。老汪给了黑子名片，“小王热线———关注健康，服务肾友”，还留有手机号。

4万元，黑子觉得像个天文数字。黑子说，以前在农村，一年种田下来也就能填饱肚子，年景不好，还会亏本。

如果卖一个肾没问题，黑子也想卖一个。

7月26日晚，老汪对黑子说，明天就要体检了。第二天一早，老汪领着他去了一家医院。

体检项目很复杂。抽血、心电图、B超、尿常规、乙肝五项以及梅毒等检查。中年男子“老谢”带着他检查。

一天下来，黑子累得筋疲力尽，晕乎乎的。

黑子记得，体检三天后，老汪告诉他，体检合格，需进一步化验。老汪从黑子的身体里又抽去一管血，说是做DNA鉴定。

又过了三天，老汪对黑子说，你的身体各项指标过了关，就等患者来了。

比黑子晚几天到青岛的阿凡、小山，也经历了体检。

小山说，体检后，他们身上的钱也被王亚才先后借了去，说是买菜。黑子等人的手机，被王亚才借去打电话。长途加漫游，他们的手机很快停机了。

如此，黑子他们既没钱，又不能与外界联系了。

“挑供体跟买菜一样”

黑子回忆，患者、家属对谁印象好，就把人拉一边聊几句。他被一名贾姓患者挑中了

体检合格后，接下来就等待配对。

黑子他们很快熟知“供体”、“受体”这样的名词。

在阿凡、小山、黑子三人中，黑子是第一个被转到前桃林的“合格供体”。

前桃林位于青岛城阳区城阳镇，是位于城郊的平房社区。

黑子说，他被带到前桃林20号院时，里面已住了五六个跟自己年纪相当的小伙子。

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看电视、睡觉。后来，电视机被搬走了。

8月5日，老汪来带着黑子去了济南。说那里有人想买肾。

到济南后，老汪把黑子转交给一个高个中年男人。后来黑子叫他“姐夫”，他说大家都叫他姐夫。

“姐夫”带着黑子，到山东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下称山大二院)，每次都开一辆七座五菱小面包车。

据公开信息，山大二院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于2003年3月，是山东省首家器官移植中心，为该院重点学科和特色专业。

黑子被带到这里，跟患者见面。很多天后，黑子说，无法忘记被挑选的场景。

那是8月6日早上6点许，“姐夫”开车带着黑子和另外三个“供体”，到了山大二院住院部楼下。

出来选“供体”的患者有五六个，还有他们的家属。

“他们像买菜一样，对我们上下打量一番。”黑子说，如果患者、家属对你印象好，就会把你拉到一边跟你聊几句。

挑中黑子的，是一个叫贾立明(音)的患者。

贾的亲属还给黑子取了个名字，叫贾乐。他们告诉黑子，如果进一步体检合格，就去办一个假身份证，以后就用贾乐的姓名登记住院，进行移植手术。

如手术成功，患者会给“姐夫”多少钱，黑子他们一概不知。

据黑子称，现在还有一个叫杜台生的“供体”，正在济南等待移植手术。

活人卖“尸肾”

把活人当尸体卖“尸肾”，老汪告诉阿凡，这样来钱快，就是钱少1万

黑子去济南等待肾移植后，阿凡、小山等人的情况，被“姐夫”发到了网上，以求买肾者。

8月26日，阿凡接到老汪的电话。

老汪问他想不想卖“尸肾”。老汪说，卖“尸肾”价格要低一万，一个3万元，“不过，这来钱快。如果你等着钱用，可以试试。”

老汪说现在有个患者非常着急，如果愿意，马上飞过去，可以做。

阿凡很吃惊，他不知道什么叫尸肾。问老谢后，阿凡得知，就是把活人当做尸体来卖肾。

至于具体操作流程，和活体移植差不多，但对“尸体”的检查少些。待配对成功后，以假名直接推进手术室。手术后，老谢会托人给开一个死亡证明。这样就完成了“尸肾”摘取手术。其实，就是一种变通形式。

阿凡的父母都是农民。家里还有一个小妹。老谢对他说，如果想早点拿钱，就可以卖“尸肾”。

阿凡记得，当时老汪让他在五分钟内回答他。听说少一万，又要以“尸体”出现，阿凡不打算卖。

阿凡回电过去，还没说话，老汪问他有没有身份证。得知他身份证丢失了，就挂掉了电话。

后来阿凡得知，一个叫林涛的辽宁籍男子被带去了。至于患者是哪里的，阿凡没有问到。

“卖一个肾，等于丢半条命”

也有被洗脑后甘愿卖肾者。他们甚至对自己说，卖一个肾等于救一个人，其实也很高尚

黑子到济南后，“配对成功”，意味着卖肾就要开始了。

到山大二院后，黑子作为供体，开始和受者贾立明进一步接触。为了保证手术成功，也就是检测活体移植手术的排异性，8月7日，黑子又被安排做了全面体检。

检查结果让黑子颇感意外。医生说，他右肾中度受损，不适合马上做移植手术。即使要做，也要等养好再定。

“姐夫”决定让黑子回青岛养着。

得知这一消息，贾立明拍着黑子的肩膀说：“兄弟，感谢你帮助我，但我要告诉你，依据你的情况现在如果卖了一个肾，等于丢了半条命。”

黑子一惊。

他一打听才知道，说切一个肾对身体没影响是假的，而性功能也直接取决于肾。

这让黑子吃惊不小。

“我上有老，下有小，右肾中度受损，卖了左边的好肾，我岂不是完了。”从济南回青岛前桃林后，黑子下决心不卖肾了。他想离开。

黑子到前桃林后，把卖肾的危害告诉了阿凡和小山。他们听说后，也立即决定放弃卖肾，打算回家。

年龄最小的小山说，我还没结婚呢，他慨叹之前愚昧无知。

不过，也有人甘愿卖肾。据黑子、阿凡、小山讲，在前桃林的日子里，其他人都已做好了卖肾赚4万元的打算。

甚至还有人说，卖一个肾，还能救一个人，其实也很高尚。

逃走与被恐吓

黑子他们逃走后，老汪发来的信息说，我这里出任何问题，你们三人和家属都有麻烦

黑子他们想回家，却发现，没那么容易。

他们没有钱，手机停机，身份证也不知所踪了，而院子每天锁着大门。

这时三人才醒悟，王亚才之所以频频借钱“买菜”，实际上就是控制他们，“身上没钱了，自然没办法出去。”

阿凡说，他们担心，逃出去后可能很快被老汪等人抓回。

前桃林20号2院是一个临街小院，只南边一个出入的大门。黑子他们吃住在院子里，由老汪信得过的“供体”出去买菜，大家轮流做饭。

黑子发现，每天买菜的出门后，都会锁上大门暗锁，然后锁上挂锁。

如此，想逃跑只能翻墙，但院墙有两米多高，而且翻墙会引起其他卖肾者的怀疑。

8月31日清早，已经留意大门多天的黑子，发现未锁挂锁。他立即叫上阿凡、小山。出了门，他们一路小跑。

他们说，出来后，他们打110报警了，也向市长热线打了电话，均未有结果。

到出社区外的公路后，他们拦了去青岛市区的公汽。

小山此前带的钱最多，逃跑那天还剩80元。到青岛后，小山花50元买了张手机卡，还给老汪打了个电话。

小山说，他想找老汪要点路费回家。老汪说，小山是在敲诈他。

老汪给小山发的短信说，告诉你，少跟我玩这些，既然我知道你是谁，我就不怕你，告诉黑子、阿凡，只要我这里出了任何问题，你们三个人和家属都有麻烦，想玩我你还嫩。

老汪还发来一条，“别最后一分钱弄不到，自己玩死了，别忘了你们的家庭住址身份证号，包括银行账号都在我这里，哈哈。”

逃出后第一个晚上，黑子等三人在青岛一个桥洞过了夜。

9月1日6时，他们开始往胶州走。一路上，黑子带着阿凡、小山捡饮料瓶，准备换钱买馒头吃。

到1日下午2时，他们捡到100多个饮料瓶卖了8元，每人吃了1元钱4个的馒头。

离开青岛后，他们开始向媒体投诉。黑子说，他们找到一个网吧上网，发帖讲述他们的遭遇。

小山说，老汪曾警告，他在整个山东都有关系，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被逮住。

为了不被抓到，他们步行到胶州，等待被救助。

午夜行动

青岛警方说，该案很大，属刑事案件。已解救的肾友，会送救助站遣返，或通知家属领人

9月2日22时40分。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镇前桃林社区一个巷子口，一辆黑色桑塔纳慢慢靠近，从车上下来三个黑影。紧跟后面的面包车，也下来四个人。

黑暗中，他们小声商量。之后，朝目标房屋靠拢。

门被敲开，“我们是警察！”

听到喊声，七个赤上身的男子一时不知所措。

前桃林社区20号，是个有天井的平房院落，四周有两米多高的围墙。正对大门的一个房里，两排6张地铺，被褥破旧，四处还有空啤酒瓶。隔壁屋里，也是两排地铺。

7名男子不承认卖肾。在去往市区的警车上，他们又告诉了警察准备卖肾的想法。

几乎同一时刻，另一路警察从重庆南路26号住宅楼807室，带出六名男子。

这些等待卖肾者，又称为肾友。

参与行动的青岛海伦路派出所副所长刘世卿说，这十几名男子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都是被洗了脑的卖肾者，几乎都甘愿卖肾。他们又被称为“肾友”。

之所以警方有这次行动，是因小山、阿凡他们的举报。9月1日见到记者后，次日，小山等三人向当地警方报警。

9月2日当晚带回13名肾友后，多名警员参与了讯问。

老汪、“心诚”等人目前尚未被抓到，而警方正在进一步侦破中。昨天下午6时30分，记者拨通了老汪手机，他称不做肾移植方面业务。而“心诚”的手机，能打通但无人接听。

警员上官晓凯说，这案子很大，属于刑事案件，在他们辖区第一次听说。所里已逐级上报。

到昨天中午，青岛警方仍在核对13名“肾友”的身份资料。

海伦路派出所分管刑侦的徐姓副所长告诉记者，做完笔录后，可能送市救助站遣返，或通知他们的家人到青岛来接人。

供需缺口催生黑市

目前在我国，只有约1%的需求者能实现器官移植愿望，供求缺口使一些人冒险逐利

海伦路派出所副所长刘世卿介绍，2007年3月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

而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我国器官移植供需市场，存在巨大缺口。

据报道，在中国，每年有约100万患者需要肾移植，约30万人中末期肝病患者需要肝移植，但每年全国能开展的移植手术不过约1万例。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只有约1%的人能实现移植的愿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陈忠华日前对媒体披露，从2003年到2009年8月，中国内地仅有130位公民逝世后成功捐献器官。2007年以来，中国内地每年开展临床器官移植约1万例，其中来源于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不到30例。

巨大的市场缺口，催生的器官买卖黑市早已存在。一些人看中其中“利润”，铤而走险。从媒体已刊发报道看，目前一个肾脏的“市场价”约20万至30万元，或更多。

在全国各地不少医院的卫生间里，买肾、卖肾的小广告并不鲜见。

已出台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被专家们认为至今仍有诸多问题待解。

例如脑死亡标准问题、器官移植的具体规范程序，以及对非法器官移植的刑事惩罚依据等。作为一部行政法规，对于非法的器官移植活动，《条例》仅能创设行政处罚措施，在刑事责任方面难有作为。

8月25日至26日，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透露，我国将部署成立国家和省(区、市)两级人体器官捐献组织机构。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日前表示，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是提高器官移植质量、满足群众健康需求的关键。随着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的逐步建立、自愿捐献的顺利开展，我国的器官移植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应3名举报者要求，3人姓名为化名)

阅读(12) | 评论(0) | 阅读全文>>

吕宗恕：伍皓，我没有歪曲你

2009-7-12 11:07:25 阅读(505) 评论(17)

回这贴之前，我想说，其实我们应该如网络编辑给伍皓博文起的题目一样，不要再纠缠处女卖淫案了。不过，我们一定不能放弃对昆明警方在此案中诸多过错的进一步追问。

首先，我要感谢伍皓副部长的大量，因为你没有过于跟我较真。再者，对身居高位的你，能把媒体记者当朋友，当兄弟，并提出要善待媒体善待记者，表示敬意。其次，忙中就昆明小学女生“卖淫”案把你所知道、所掌握的情况，尽可能地告诉公众的精神，表示敬佩。

你说我歪曲了你的说法，你说“很多采访对象诉苦说现在的记者很会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歪曲原意”，你还说你对刘仕华一家的报道“越看各种报道越糊涂”。其实，我想说的是，我没有歪曲你的说法。另外，你越看报道越糊涂并不奇怪，因为警方的解释本身就让我们觉得一团雾水。

6月12日，我采写了消息《10名律师学者递函质疑昆明小学生卖淫案结论》。11日电话伍皓时，你在电话中确实提到此案正在调查，还提醒我去看看近两天的云南信息报、春城晚报。因网上并没有这两家报纸对此案的最新报道，为何要提醒我看，不解，于是我还特地问了你，你解释这两家报纸之前有相关报道，这次有新文章，“其实就是对此案失实报道的致歉说明”。记得你当时在电话中说，此案是当地媒体记者炒作的结果，触及到道德底线，对相关记者处理还在调查中等等。所以，就在上文中引用了你的说法。之后，第二次通话时你称自己在北京，简单说了两句就挂了线。

至于7月6日的消息《昆明小学生被指卖淫案当事父母翻供》为何与6月22日的《小学女生卖淫案当事人父母称后悔做假》一文有颠覆性的差别。因为张安芬一家爆出新的消息，他们之前有罪供述系警方调查胁迫，引诱的，而且律师已经准备将此已法律意见书形式递交五华区检察院。再者，张安芬翻供对此事件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发展（就如警方检方公布调查结果6月10日《昆明警方重新认定小学女生卖淫其父亲作假被拘》一样，这也是一个进展。虽然警方是此案的另一方，本该回避）媒体应该记录，也打算第二天追问警方、检方。其实，在《小学女生卖淫案当事人父母称后悔做假》见报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3日，张安芬一家就翻供了，当晚，向云南各级公安机关求证均无说法。因当时仅这家人的说法，无其他信源支持，就一直拖到7月6日。

我没有必要为吸引眼球而去写这条稿子。记得在此案的记者手记中提到，“我希望第三次通报就是事实真相，更愿意相信昆明警方办此案就如我们写动态消息中不断修订前一天不妥或不实的公开透明的做法，但我还是更想知道这些结论是如何调查、论证出来的？证据链是什么？从第一次到第三次通报为何变化如此之大？尽管有关人士已在电话中婉拒了我进一步采访的要求，但仍阻止不了我对此案真相的探寻。”既然警方不说话，我们只有不断质疑。既然警方认为在此案仅是一点点的执法粗暴，为何不能敞开大门接受媒体采访。另外，我在和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办副主任昝辉见面时也表达过上述观点。

对此案，我一直认为关注的重点应是在3月16日当晚前后详细过程，尤其警方行动的合法性、办案的公正性等等。比如，巡防队员执法的合法性？张安芬交给警方的3000块钱是什么钱？缴款的依据是什么？执法中有无刑讯逼供等等？所以，在信息处于人为单通道的前提下（警方不主动公布调查进展、过程，检方也不说话），媒体就应该不断质疑。

7月6日晚，我接到昆明警方电话说，第二天将在五华分局召开一个媒体见面会，让我去参加。因手中有任务，无法过去，我没有去。昆明警方说那你就把你要问的问题列出来，发给我们。当晚，我给昆明警方了16个问题，我在邮件中说，希望昆明警方在发布会上公开回应这些疑问，并作书面答复。

说到这，我很佩服伍皓你能在博客中把此案警方的9点过错。至少，这些过错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公众对此案的追问。遗憾的是，昆明警方7月7日并没有回答我的提问，尽管有参加的媒体和警方人士对我说，这次见面会就是专对新京报的。

有昆明的同行对我说，你在诸多官员是少见，也是不错了的。我试想，如果查办此案的人士有你一半的开明，或按你的思路去做（及时披露案情调查进展等等），此案不至于现在这个局面。这不是拍你的马屁。

7月8日，我写的动态消息《昆明警方称小学生被指卖淫案未刑讯逼供》。原以为能得到16个问题的答案，可昆明警方最后的回答令我失望。

附：7月6日晚发给昆明警方的16个问题：

1、3月16日晚，巡防队员为何盘查的目标是刘仕华一家，而不是其他人家？

2、事发地属于哪个派出所辖区？当时在场的巡防队员、民警分别是哪个派出所的？有没有跨区办案？这些巡防队员、民警分别叫什么名字？

3、当晚，巡防队员对刘仕华一家处置此案的详细过程是怎样的？

4、嫖客王某到底是什么人？具体叫什么名字？年龄？家住地址？联系方式？媒体能否采访到他？和刘仕华说到的徐某是同一个人吗？

5、刘仕华家当时交给派出所的3000元是什么钱？派出所要求缴钱的依据是什么？

6、被暂停职务的王家桥派出所所长等6人跟3月16日晚发生的事情有怎样的关系？当时他们在现场分别做了什么？

7、当晚在场的普恩富的肋骨为何断了两根？他本人现在何处？为何联系不上他了？

8、刘仕华称3月17日他从派出所出来后身上有多处伤痕，这些伤是警察用警棍打的。能否公布3月16日晚调查刘仕华的讯问过程录像？

9、刘仕华的女儿陈艳（化名）称，她被带至派出所调查近一周，其间被要求在一份已经写好的材料上签字，她说警方答应过她只要签名了，就放她一家人。事实是怎样的？

10、刘仕华、张安芬对律师等说他们没有容留卖淫，之前有罪供述是警方调查中胁迫、引诱不得以而为之。为什么出现前后供述反差如此之大？真相是什么？

11、贵局曾称陈艳卖淫，而陈艳本人回应说没有卖淫。到底怎么回事？

12、贵局当初为何同意和刘仕华一家妥协？后来为什么又出现与前两次调查绝然不同的调查结论？警方获得了哪些证据？分别是什么？

13、刑拘刘仕华的依据是什么？

14、贵局曾公开宣布，“3·16”事件是由刘仕华等人“有意策划、弄虚作假、暴力抗法、欺骗媒体、误导群众，造成的一起影响恶劣”的事件。确定刘仕华是有意策划、弄虚作假、暴力抗法、欺骗媒体等的具体证据和细节是什么？

15、陈艳是不是卖淫女？证据是什么？

16、当初对陈艳出发的1300元是什么钱？具体处罚的单位、执法场景、依据分别是什么？

阅读(505) | 评论(17) | 阅读全文>>

湖南株洲“5·17”垮桥案：诡谲的真相

2009-5-24 21:05:59 阅读(23) 评论(0)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红旗路高架桥突然坍塌？事故共造成多少人遇难？谁应该对此事故负有领导责任？这些，是我要努力追寻的核心。

采访到两位目击者后，我似乎明白，垮桥之前，桥面是有人在使用机械拆桥的。而两天前，施工方对66号、67号桥墩实施了试验性爆破，当地媒体报道“专家说这次试爆成功”。

还有幸存者说，看到桥面上3块桥板预制件被炮机撬下后，就在炮机移到另外一边继续作业时，前面的三块桥板突然垮下，几乎转眼间，后面的桥体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块撞一块，嘭嘭嘭全部坍倒在地。

有人告诉我，机械拆桥是罪魁祸首，也有人说是试爆伤了整座桥的元气，还有人说桥本身有质量问题。诸多说法，当地政府为垮桥召开的四次新闻发布会均未对此置评。

遇难人数，是目前该事故一个最大的疑点。

包括亲历者在内的多名目击者告诉我，垮桥时等候的车辆多达数十辆，放行一些后，仍有二三十辆在近8米宽的路面（单向）排队。常理下，等候排队的车前后左右靠得紧密，车间距很小。一旦遇到垮桥等危机时刻，所有的车里的人能否打开车门并顺利逃生，是直接影响事故死难人数变化的关键。多数受访者表示，慌乱的有限空间里，很难侥幸逃生。

更让人不解的是，对于9人和10人两个数字，当地政府公布的数字竟前后不一，后改称是打字错误，是口误。但这一点解释，从网上舆论来看，还没有说服公众。

谁对此负责？19日晚，我在采访负责现场交通管制的株洲市交警支队一负责人时，他说我们现在备受指责，压力很大，我们正想找媒体澄清一下。采访中，他说，事故当天本不是施工日，是施工方擅自开工。该负责人还特别说明，他们手头有建设局送来的工程组织方案，还有他们提出现场管制配套方案。两套方案中，都对5月17日非施工时间做了详细计划。他还表示，他将在当晚派民警给我送来这两套方案，并答应次日接受我的面访。

挂断电话约10分钟后，该支队办公室一人士来电说，他们请示了局领导，他们不能送方案来了，也不能再接受采访了。20日，我在旁听当地的道路交通安全会议时，遇到了交警支队的负责人，他很为难地说，现在我不能接受你采访了。

早前答应我采访，但临时变卦，到底是什么原因？后来，我了解到当地政府已要求相关单位在接到媒体采访要求时，要统一与市委宣传部或政府新闻办联系。

另外，当地政府为何要求限时火化遇难者，否则强制执行？他们到底在担心什么？我不敢再去推测。总之，围绕“5·17”垮桥的疑点，还有不少。

□吕宗恕（作者系本报赴湖南株洲采访垮桥事故的记者）

本文5月23日刊发于《新京报》评论周刊 www.thebeijingnews.com

阅读(23) | 评论(0) | 阅读全文>>

湖南株洲“5·17”垮桥案三大悬疑

2009-5-21 20:44:17 阅读(13) 评论(1)

--------------------------------------------------------------------------------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 来源:新京报发布时间: 2009-05-21 作者:吕宗恕

■ “株洲垮桥事故”追踪

本报讯（特派株洲记者吕宗恕）株洲市建设局局长、党组书记沈平，建设局党组成员、总工、局联系项目的分管领导曾建华，该局信息工程办主任、红旗路高架桥项目负责人丁威3人，昨日被株洲市委免去党内外职务。

17日，湖南省株洲市红旗路高架桥发生大面积坍塌事件，9人罹难，16人受伤。

3人监管方面负有责任

昨日，株洲市政府就事故召开第四次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市政府秘书长陈旌称，事发后，省市主要领导要求尽快查明原因，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省市有关部门成立“5·17”省市联合调查组。陈旌介绍，经联合调查组初步调查，上述三人对事故在监督管理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依法免去三人党内外职务。

施工方疑无拆桥资质

发布会上，陈旌介绍，经查实，4月27日，嫌疑人程继昂经湖南南岭民爆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育滨同意，在不具备资质的情况下，以挂靠上述公司的方式通过招投标程序，中得红旗路高架桥爆破拆除项目；由南岭公司委派公司副总经理付新贵作为拆除项目总技术负责人，负责对20号到86号及89号到108号桥墩实施拆除爆破。

此外，高架桥其余部分，由程继昂组织程继辉、黎树林、张益兵等人进行机械拆除。株洲市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负责全程监理，禹卓担任红旗路高架桥拆除工程总监理，邓文辉、刘忠林两人负责协助监理。在监理中，禹卓等未对程继昂等人是否具备资质和安全措施予以审查。

检察机关昨日依法批捕9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株洲市公安局16时执行逮捕。

■ 名单

9名被逮捕人员名单及职务

●高育滨湖南南岭民爆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付新贵湖南南岭民爆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禹卓红旗路高架桥拆除工程总监理

●程继昂红旗路高架桥拆除工程承包方

●邓文辉红旗路高架桥拆除工程监理协助

●张益兵机械拆除操作工

●程继辉机械拆除操作工

●黎树林机械拆除操作工

●周涛炮机操作员

9名罹难者名单及相关信息

●陈志明男，35岁，株洲市公安局芦淞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佘志华男，22岁，长沙市望城县人

●周志敏男，40岁，株洲市云田乡人

●李雪峰男，41岁，湖南益阳人

●陈瑾宜女，7岁，陈志明之女

●余勇男，33岁，长沙人

●邓可辉（音）男，28岁

●杨志国男，39岁

●陈亮凡男，30岁

■ 疑问

问题1 遇难者9人，还是10人？

“‘10人遇难’是口误”

截至昨日，“5·17”事故遇难者人数未发生变化。而“9人遇难”的说法引发质疑。

5月18日，株洲市政府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上，株洲市政府秘书长陈旌在念新闻通稿时，称此次事故“共有10人遇难”。在即将结束发言时，陈经人提示对遇难人数作了修改，称“9人遇难”。昨日，株洲市政府新闻办有关负责人表示，“9名遇难者”没问题。“10人遇难”是陈旌在发布会前接到稿子时，以为数据有变，口误所致。

根据《工程建设重大事故报告和调查程序规定》，重大事故分四级，其中二级重大事故死亡人数介于10至29人之间，直接经济损失在100万元至300万元间；三级重大事故则是三人至九人之间，直接经济损失在30万元至100万元之间。

问题2 被埋车辆24辆，还是更多？

“或因重复计数所致”

18日中午，湖南省消防总队宣教中心何超群介绍，至当日上午，共找到27辆被埋车辆。当晚，该中心提供的书面稿件显示，“消防部队救援总指挥岳喜强政委将现场救援人员分成4个救援组，第一组负责4个桥墩，17台埋压车辆的救援工作；第二组负责4个桥墩，12台埋压车辆的救援工作……”表示有29台车被埋。而新华社有报道称，事故共压砸车辆27辆。18日召开的事故第三次发布会通报，废墟中找到24辆车。

昨日，株洲市政府新闻办有关负责人称，造成统计被埋车辆数据前后不一，可能是消防总队将废墟压埋的同一辆车的前后当作了两辆车，导致统计数增多。

问题3 被控制者有12人，还是9人？

“有人调查后被排除”

18日，新华网湖南频道《直击株洲红旗路高架桥坍塌事件》稿件称，“湖南已对12人采取强制措施”。对此，株洲当地媒体也有报道。

昨日下午，当地政府提供稿件仍称是9人被捕。不过，该通稿中提到程继昂、刘忠林等9人参与红旗路高架桥爆破拆除，负责协助监理的“刘忠林”并未被逮捕，而没有出现在拆除过程中的“周涛”却被予以逮捕。

对此，株洲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龙年喜介绍，被批捕的9人名单是市公安局移送过来的，刘忠林不在列。“周涛是炮机操作手，固有责任。”

株洲市政府新闻办有关负责人称，当时警方提交了12人名单，随着调查深入，可能发现有人没被涉及。

本报特派株洲记者吕宗恕